【農民工進城障礙】農民工進城面臨障礙 住房醫療子女教育成焦點

　     農民工很關心子女在城里“有沒學上，上什么學”。

　　 上周中央電視臺在佛山錄制“新型城鎮化之路”的論壇上，與會嘉賓分享了對新型城鎮化的思考——

　　“農民變市民，最關鍵是解決戶籍問題嗎？”“拿了城市戶籍，老家的宅基地、分紅、生育指標可能都沒有。農民工對戶籍感興趣嗎？”“農民工的住房、醫療、子女教育問題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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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基地上蓋房

　　供農民工租住

　　來自湖南婁底的外來工代表表示，“佛山的房價太高了，我想定居佛山，卻沒有資金。”

　　“住房問題是農民工能否在城市留下來的第一個要素，如果住都解決不了，他不可能在這座城市長期居住。”佛山市長劉悅倫說。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將農民工城市中住房困難問題歸咎于土地制度的限制，“最關鍵是土地制度。應該允許本土農民蓋農民公寓、小產權房，供外來工居住，廣東很有經驗，可以推廣。”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認為，首先是農村土地使用權要明確；其次是否可允許宅基地進行流轉，給予郊區農民建設廉租房的權利以解決部分農民工住房；其三是政府要制定相應的公租房、廉租房政策。他認為，讓農民工掏幾十萬、過百萬在城市里買房子是不現實的，還不如提供足夠的廉租房給他們租住。

　　劉悅倫認為，城市要接納農民工，可從城市賣地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來，去做農民工的公共服務，解決他們的住房、教育問題等。

　　他坦言，在佛山，外來工一下子購買自己的物業比較困難，但政府有多種路徑為外來工提供居住的空間。比如，政府將拿出15000公租房面向外來工，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遞增；鼓勵本地農民宅基地建房，租給農民工；鼓勵企業在廠區里面建員工宿舍，這在佛山很廣泛；鼓勵社會包括房地產商建設員工樓，給予優惠政策；某些地塊，規定中標的房地產商建社區時必須配套一批公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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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關心“有沒學上，上什么學”

　　現場嘉賓提到，農民更重視子女教育，這對中國教育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提出新要求。

　　陶然認為，戶口本身不重要，住房解決，農民工在這個城市就會有了希望。從調研數據看，年輕農民工比重逐年下降，平均年齡從34歲上升到37.3歲，40歲以下農民工占比由70%下降到不足60%，50歲以上農民工接近4000萬人。“孩子受教育、未來的養老保障正是中年農民工的主要問題。如何給他們的孩子與城市人無差別的受教育機會與養老福利，是政府面臨最大挑戰。”陶然認為。

　　劉悅倫提到，對于農民來講，更關鍵是孩子在這個城市有沒有學上和上什么學。他透露，佛山今年將可實現100%外來工子女享受義務教育，上公辦學校的比例逐步提高。同時，佛山要求學校實現標準化建設，保證各所學校的硬件設施基本實現無差別。提倡學校混合編班，實現教育機會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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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鎮化資金 靠市場也靠市長

　　李鐵在論壇上澄清，農民工市民化成本，不都是通過投資來解決的，按照重慶戶改經驗，這項成本是農民、政府、企業共同來承擔，而且要通過十來年逐步解決，不是說完全由政府投資。“‘40萬億’投資不屬實。” 李鐵認為，解決農民工進城的成本，可以由農民工、企業、政府各拿出1/3。農民工和企業掏錢解決社保部分，政府出資解決公共設施建設部分。通過管理體制改革釋放中小城市吸納農民工建設發展的活力。杜絕城鎮化中“攤大餅”的行為。

　　劉悅倫介紹佛山南海的經驗，通過土地股權化、土地經營集約化、管理規范化盤活土地資源。他認為，城鎮化資金來源靠市場也要靠市長，佛山的經驗是通過城市可經營項目向社會招資，以解決資金的問題。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

　　釋放小城市發展活力

　　新型城鎮化面臨的制度性約束條件大概歸為三類，并需要進行改革。

　　李鐵表示，第一類是人口問題，包括戶籍問題和市民化問題，市民化是長期過程，戶口是解決眼前的一部分問題，戶口不改，市民化這條路就走不通，所以兩條路是要并行走的，“但戶籍制度改革要在尊重農民自愿選擇前提下進行，而不是逼農民進城。”

　　第二類改革，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都希望再多分配一些土地指標，這些土地指標一方面用來招商引資，一方面用來土地開發，多一些土地出讓金來解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問題。“很多地方政府融資主要依靠土地，過度依賴土地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因此土地制度改革，不是再給地方政府分配土地指標。”“這里有很多路子可走，比如集體建設用地改革有非常大空間。”

　　第三類改革，就是城市之間管理體制改革，尊重每個城市平等發展權，要釋放中小城市發展活力，不是通過行政管理限制小城市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