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飲自來水】研究水質夫婦20年不喝自來水 稱水源污染堪憂

  "一個北京最會喝水的家庭，一群自發組織、丈量北京水的人，他們正告訴公眾北京水的嚴峻現實。"

    戒掉自來水

    北京城里“最會喝水的家庭”已經二十年不喝自來水了。

    丈夫在國家發改委公眾營養與發展中心飲用水產業委員會工作，妻子是北京保護健康協會健康飲用水專業委員會負責人，如此一對與飲用水打交道二十余年的組合，談起喝水來自然不必謙虛，“我們可能是北京最會喝水的家庭，沒有人像我們這么講究。”58歲的妻子趙飛虹說。

    涼著喝“昆侖山”，“喝一瓶，半個小時準得上廁所，代謝快”。

    沏茶用海南島的“火山巖”、長白山的“泉陽泉”，“沏茶要用偏硅酸型的、比較軟的水”。

    做飯用的雖然是北京本地的礦泉水，但是因為該品牌加工工藝末端有一套他們自己設計的裝置把門，放心許多。

    這一招一般家庭消受不起，因為二十余年浸淫飲用水界，他們積累了讓人羨慕嫉妒恨的資源。

    在2000萬人口的北京，像趙飛虹夫婦這樣深諳自來水、純凈水、礦泉水秘密的人并不多見。

    位于北京廣安門立交橋南的辦公室里，與水有關的書籍擺滿了兩面墻。面對辦公室擺放的各種各樣高端水的瓶子——依云、斐泉、夏木拉等等，每一種水的優劣，趙飛虹能信手拈來。

  長年的水質研究，讓他們養成自來水不碰嘴唇的習慣。

    “我們上周剛測了，自來水中硝酸鹽(以氮計)的指標已經達到每升九點多毫克了。”2012年圣誕節這天，趙飛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雖然這一指標未超過國家標準規定的10mg/L的標準值，但已經很接近了，“五六年前，這個指標還在1-2mg/L之間，就在2011年還只有四點幾。”

    自來水中的硝酸鹽主要來自垃圾、濾液和糞便，而這不過是諸多指標中的一個而已。多年來，趙飛虹檢測發現，北京自來水的水質在逐漸變差，“這是不爭的事實”。

    在這對夫婦的影響下，他們身邊的親朋好友也戒了喝自來水的習慣，成了超市里礦泉水專柜的常客。

    悄然發生的變化

    趙飛虹真正認識北京水，源于一個偶然機會。

    1980年代末，中國水產養殖業興起，畜牧專業出身的趙飛虹原本研究魚油等保健品，現在轉向水產品養殖中的添加劑。未曾料到，添加劑泛濫引發水體富營養化，為尋找激活水的活性的材料，1991年，她開始琢磨水處理。

    直到2000年，趙飛虹才發現激活材料并非萬能——激活了活性的同時，也激活了污染物。什么是好水、優質水，一直縈繞在她的腦海。

    “不能光待在化驗室里做實驗。”2007年3月的一天，趙飛虹參加了由京城環保界發起的城市水源考察活動——“城市樂水行”(以下簡稱“樂水行”)，決定用腳探尋北京的水為何有好壞之分。

    在逾五年的時間里，作為上萬名“樂水行”志愿者中的一員，趙飛虹走遍了北京市區和郊區的幾乎所有河湖，最遠的一次她徒步了三十多公里。

    在她眼前，一幕并不樂觀的北京水畫卷徐徐展開。

    最讓她慨嘆的是密云水庫。這座坐落于京城東北一百余公里處的燕山群峰中的水庫被譽為北京的“生命之水”。

    “清澈透明，直接喝都沒問題。”這是趙飛虹1980年代來到這里時的記憶。按當時的國標，密云水庫的水質達到一類標準，與地表水標準堪稱世界最嚴的德國一類水標準相當。

    2011年，當趙飛虹和“樂水行”志愿者再次來到密云，一汪清澈依舊，但曾經在密云水庫游泳的趙飛虹知道，變化已然發生。

    2002年，中國的地表水標準修訂后，現在的一類水標準只及當年的三類，而近年來，按照新國標，密云水庫的水質為二類水，“這就意味著現在密云水庫的水質已經連當年的三類都不如”。

    2002年，趙飛虹開始研究好水。在“樂水行”志愿者周晨的眼中，經過五年的實地考察，“他們原來是專門找好水的，現在也和我們一起找壞水了”。

    亮馬河、壩河、馬草河、通惠河、涼水河、蕭太后河、沙河、永定河……灰黃色污水場景如復制粘貼般出現于京城諸多河流。而新中國第一座大型水庫——官廳水庫因污染嚴重已然不再擔負飲用水源的功能，現在僅以四類水質作為北京的備用水源。

    “排得那么明目張膽、排得那么天經地義、排得那么心安理得。”“樂水行”發起人之一的北京水專家王建總是難掩這樣的憤怒。 尷尬的自來水勾兌

    昔日的密云水的確已成趙飛虹的記憶。

    現在，密云水庫的水經過混凝、過濾、消毒等程序會分到京城十大水廠，每個水廠都有自備井以抽取地下水，地下水和密云水勾兌以后，再進入尋常百姓家。

    趙飛虹承認，相對于地表水，地下水還是干凈，但水質正在走下坡路。

    1980年代，北京地下水的水質污染主要是砷、鉛等重金屬，尤其是石景山首鋼所在地，重金屬超標較為嚴重。但時至今日，隨著首鋼等污染源的陸續遷離，污染主角正讓位于有機物污染。

    有機污染物甚至在進化。“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有機物是大分子的，用活性炭、超濾膜等容易截留，但現在的有機物很多是小分子的，去除率很低。”趙飛虹說。自來水需要用液氯消毒，這些小分子有機物與液氯結合后易形成消毒副產物，“這才是最可怕的”。

    相比勾兌水質下降，更考驗北京的是北京地下水位的下降。

    三年前，趙飛虹曾經幫自來水公司檢測抽上來的地下水，發現原本從三百米抽上來的水的水質已不如前，欲尋合格的干凈水，只能掘向更深處。

    公開資料顯示，從1999年到2009年，北京地下水平均埋深由12米下降到了24米，目前城市中心地區已下降到30米。北京地下水儲量正以平均每年5億立方米的速度遞減。

    “北京周邊1980年代還在供水的水井現在幾乎全部廢掉了。”趙飛虹說。自古以水著稱的門頭溝區齋堂鎮靈水村，原有大大小小72眼井，現在，只有兩眼井有點兒水，靈水村已然變身缺水村。

    趙飛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1930年代，北京城下挖一兩米就能見水，但現在抽取的地下水已經挖到了上百米，水的硬度由原來的230mg/L增加到了400mg/L。

    “現在的地下水必須經過勾兌，因為太硬了。”趙飛虹說。所謂“硬”，指水中的碳酸鈣含量。“水太硬了洗頭發都是粘的，洗衣粉、肥皂會變成皂化物，小孩用了容易得皮炎、濕疹。”

    太陽照舊，河已干涸

    事實上，當趙飛虹和其他志愿者沿京城河流溯流而上，情況似乎更加糟糕。

    “老人家，桑干河在哪兒？”

    “這里就是桑干河。”

    “那么水呢？”

    “桑干河哪還有水，還不夠牛喝的呢！”

    在“樂水行”中，王建常常與趙飛虹和其他志愿者分享兩年前的這一次對話，這是他在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的河道里與一位放牧老人的對話。“這還是丁玲筆下那條太陽照耀的桑干河嗎？”王建心里一緊。

    對于把北京水的前世今生摸得門清的王建，趙飛虹總是很佩服其學識之淵博，然而，越是佩服，越是唏噓——水靈靈的北京已經作古。

    就在永定河大興榆伐段，常年無水的河道里甚至建了一個沙雕公園。其實，不惟永定河流域，“樂水行”所到之處，潮河、白河、媯水河、泃河等一條條繞京血脈的干河床頻頻闖入王建和趙飛虹等人的視野。

    2002年，圓明園湖水干涸，時長達七個月之久。2007年，頤和園昆明湖冬春季節干涸，大小游船擱淺于泥土，本與岸齊的浮動碼頭深陷泥淖，初春的十七孔橋下，干涸的湖底竟成為風箏愛好者的放飛之所。

    “三眼井、二眼井、七眼井、王府井，光叫井的胡同就有八十多條，三里河、二里溝，沒有水哪來的河、溝？”王建說，“隨便去想一個地名，會發現北京跟水的關系之近。”

    歷史并非一直如此。商周時期，北京平原河湖沼澤密布，先民只得沿太行東路古渡口通行。現在中關村西區的丹棱街，元代還是坐擁上百公頃水面的丹棱沜。即便1950年代，頤和園西側、玉泉山一帶還存有大量稻田，描寫此地田園風光的詩歌，光乾隆皇帝就作了幾百首。

    僅僅半個多世紀，官方公布的數字顯示，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以下，這已不足世界人均水資源量的一成。而就在2008年，北京市水務局公布的數字還是人均不足300立方米。 為干渴的城市找水

    和所有參加“樂水行”的志愿者一樣，趙飛虹一直想為這個干渴的北京城找到解決之道，她甚至與王建合作一個“北京水環境與水資源”的課題研究。

    2007年，當趙飛虹帶著這一疑問請教中科院院士、水文地質學家陳夢熊時，她得到了一個自認為不錯的答案——北京應該建設五座大型地下水庫，把易流失的雨水、洪水儲存起來，調節豐歉。

    令她欣喜的是，這一提議正在被提上議事日程。在北京城，一場全民動員的節水大戰正在上演。

    “現在居委會給每家都發節水龍頭，避免跑冒滴漏，如果不是節水廁所都不讓你用了。”趙飛虹說。

    水價亦發出了信號。現在北京的居民用水價格已經達到了4元多一立方，洗浴業等高耗水行業的水價已經達到了60元一立方，“這在全國可能都是沒有的”。

    “北京原來在1980年代批準的水井能封的就封了，2000年左右，一律不準打井。北京的礦泉水廠也基本都沒了。”趙飛虹說。

    在這個超級城市，節流之外，開源或更重要。目前，北京正如一個巨型章魚般，把它饑渴的觸角伸向河北、山西甚至更遠的丹江口，再生水、巖溶水、海水淡化水乃至黃河水亦已列入政府的考量范圍。

    不過，趙飛虹卻非常擔憂，“為什么這幾年北京的水質下降？因為來水太復雜了。”

    2010年，北京遭遇連旱11年，不得不從山西大同的冊田水庫、河北的友誼水庫、壺流河水庫、響水堡水庫、云州水庫等緊急調水。彼時行至冊田水庫的王建發現，冊田水庫的水是四級水底，很大的死魚就在水面漂浮著。

    “北京花了很多錢調來的水，就是這樣受到污染的水。”王建說。而對于即將于一年后進京的南水北調水，人們并不懷疑可以令京城用水困境大為改觀，但疑問卻縈繞在趙飛虹等人的心頭，這千里迢迢來的水，會被洶涌而至的人流吞噬嗎？  為干渴的城市找水

    和所有參加“樂水行”的志愿者一樣，趙飛虹一直想為這個干渴的北京城找到解決之道，她甚至與王建合作一個“北京水環境與水資源”的課題研究。

    2007年，當趙飛虹帶著這一疑問請教中科院院士、水文地質學家陳夢熊時，她得到了一個自認為不錯的答案——北京應該建設五座大型地下水庫，把易流失的雨水、洪水儲存起來，調節豐歉。

    令她欣喜的是，這一提議正在被提上議事日程。在北京城，一場全民動員的節水大戰正在上演。

    “現在居委會給每家都發節水龍頭，避免跑冒滴漏，如果不是節水廁所都不讓你用了。”趙飛虹說。

    水價亦發出了信號。現在北京的居民用水價格已經達到了4元多一立方，洗浴業等高耗水行業的水價已經達到了60元一立方，“這在全國可能都是沒有的”。

    “北京原來在1980年代批準的水井能封的就封了，2000年左右，一律不準打井。北京的礦泉水廠也基本都沒了。”趙飛虹說。

    在這個超級城市，節流之外，開源或更重要。目前，北京正如一個巨型章魚般，把它饑渴的觸角伸向河北、山西甚至更遠的丹江口，再生水、巖溶水、海水淡化水乃至黃河水亦已列入政府的考量范圍。

    不過，趙飛虹卻非常擔憂，“為什么這幾年北京的水質下降？因為來水太復雜了。”

    2010年，北京遭遇連旱11年，不得不從山西大同的冊田水庫、河北的友誼水庫、壺流河水庫、響水堡水庫、云州水庫等緊急調水。彼時行至冊田水庫的王建發現，冊田水庫的水是四級水底，很大的死魚就在水面漂浮著。

    “北京花了很多錢調來的水，就是這樣受到污染的水。”王建說。而對于即將于一年后進京的南水北調水，人們并不懷疑可以令京城用水困境大為改觀，但疑問卻縈繞在趙飛虹等人的心頭，這千里迢迢來的水，會被洶涌而至的人流吞噬嗎？